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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磷化班的日子--谢文斌  

2014-04-04 08:38:57|  分类: 《梦江西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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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磷化班的日子--谢文斌 - renmin609 - 国营人民机械厂 renmin609博客

 

 1972年5月,“五七”二连解散以后,我分到了冲压车间磷化班,一起分去的有七个人,江西建设兵团三团四人、一团三人。磷化班在冲压车间是人数最多的班组,人多的时候,班里有四十余人;另外,磷化班也是我们厂里各类人员比较齐全的班组,有支内的老师傅夏长兴,上重厂小师傅章忠发,亦工亦农的徐生泉,插队落户的秦林妹、郑雅琴,一百头的蔡不凡,江新厂子弟江敬发、李友谊,福建的退伍兵黄玉如、洪鸿兰,厂里的子弟王民富。特别厉害的是这个班有十二位上海的六六届高中生,其中还有四位是上海中学的。上海中学的学生当然是比较牛的啦,按他们说法,如果高中毕业考上他们学校旁边的华东化工学院(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)都有点不好意思:“读中学坐这趟公交车,上大学还是坐这趟公交车,没意思,车上碰到熟人,老没劲咯。”

磷化组的工作主要是装框,吊柜框。上班时吊框一般是二到三人,其余的人都去装框,工作说不上紧张,但是每天都有活干。全班几十个人分成三个班,早中晚三班倒,大班长是徐生泉,每个班还有一个带班长,吊框的人工作时间长一点,装框的人按调度安排的任务,把框子装完就行。装框可快可慢,吊框就要按工艺规定的要求操作,不能快,也不能慢,否则质量不能保证。

我们去磷化班的时候,因为兵团算工龄,所以工资已经是二级工了,也就没有师傅带,而且班上大部分人都是学生出身,不太讲究师徒名分,就是跟着师兄们干吧,一段时间后,工作也就逐步适应了。每天的工作很单调,但是生活依旧多彩。

装完框以后,大家都在休息室里休息,无事吹吹牛,有一次周自强与王民富比赛,看谁对上海角角落落了解的最多。周自强出题:“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厕所的灯光是什么颜色?”王民富想了一下:“乳白色.”王民富答对了。轮到王民富出题了: “南京路上有多少根电线木头?”周自强无语,谁也不会在逛南京路的时候去数从头到尾有多少电线杆,但王明富肯定数过了,因为他在这方面是个顶真的人,并且王民富报出了准确的数字。

在磷化班的时候还处在文革当中,生活物质比较匮乏,但春节后的一段日子,还是有些起色的,大家都会从各自的家乡带一些特产回来,尤其是上海的师兄们带的香烟、大白兔奶糖和城隍庙五香豆是少不了的。如果托的人多一些,我们可以在回来后的一个月内都抽大前门的香烟。徐军住在我寝室的东隔壁,有一年他带了几包云烟回来,是他在京西宾馆工作的嫂嫂给他的,我有幸尝过两支。大前门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烟了,但是和徐军给我抽的云烟来说,那真是没法比。徐军说这烟京西宾馆平常也没有卖,只有中央开比较重要的会议才会摆出来。我当时认真的看了一会,打个比方吧,它的烟丝两头很整齐(那时的烟没有海绵头),这头有多少个点那头也有多少个点,就像手里抓上一把筷子,这头是15根,那头也是15根,烟丝就像一根根筷子被烟纸裹了起来,抽起来的感觉就像没有抽烟一样,真爽!

我寝室的西隔壁,住着钟维尧,他弟弟曾在云南插队,天热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寝室门口的水泥台阶上面乘凉,有一天他拿出他弟弟给他的云南红茶泡给我喝,红茶的形状如火柴般粗细,半根火柴的长度不到,七八根茶叶放进杯中,发出叮当的声音,泡出来的颜色,血红鲜艳。钟维尧说这茶喝的时候有点苦,过会儿回味有点甜,我喝过后真的是这种感觉。我到现在还在想这茶是怎么制作的,因为后来喝的茶多了,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形状的茶叶了。就如一张纸把它搓卷成一根筷,这要多少的功夫。开始看到半根火柴棒形状的茶叶,泡开舒展后就是一片片的叶子。

徐生泉师傅住在我寝室东面的再隔壁。他说起来:“没有回到乡下的时候,在上海做电镀生活,每个月就有130多元的工资,当了几年农民,再招工回厂只能拿70多元。”当然这已经是我的工资的倍数了。他还改不了在上海工作时对一些东西的称谓习惯,比如水泥说是“水门汀”,我们班的酸槽抽风下面的水泥管道破了一块,徐师傅就给车间说:“水门汀坏塌了,要修。”开始,我们的劳防用品都是很好的,夏天的工作服都是榨丝的,冬天的工作服都是呢子服,主要是防酸防腐蚀。后来不知是经费问题还是采购的原因进了一批化纤的白色工作服,徐师傅个子大,觉得工作服小了,他拿回来说,这个工作服怎么穿?就用热水把工作服洗了,结果衣服缩成一团,更小了,他理所当然的把工作服退回了供应科。董颂礼跟我说:“徐老头有意的。”以后我们也就没有人再领这种工作服了。徐师傅退休的时候,我去他宿舍看他,对他说以后如果我去上海一定会去看他,本来也是这么一说,谁知道以后还真的看着了。1992年我在宝钢学习,住在宝山月浦,沈允元来我们住的地方邀请去他家玩,说到徐生泉,沈允元说就住在他家附近。几天后,我们一帮子人,到沈允元家的时候,徐生泉也在,我就去徐师傅家看了。那时候徐师傅70多岁了,老伴已经过世,儿子和他分开住,虽然是老单身,但是房子收拾的还比较整洁。2011年我拿到上海寄来的冲压车间上海聚会的通讯录,徐生泉师傅已经仙逝了。

生活在山区当然少不了和山区的物种打交道。晚间常常能听到山上麂子的叫声。夏天清晨上下班的路上经常看见被汽车碾死的小蛇。车间的锅炉房在比磷化班更里面的山沟里。有一天上完夜班,我们洗好澡出了休息室的门,看见锅炉班的张云海两手提着一只四脚被绑住的山麂往下走,见人就笑得合不拢嘴。一问才知道,这个山麂在他洗完澡,穿好衣服,系鞋带的时候,探头探脑的在门口张望他,张云海马上穿上老K皮鞋追了出去,这麂子也是该死,如果往山上的林子里面一钻,张云海就没有办法了,但是它偏偏往沟中间的小路上跑,一滑,麂子摔在路边的水田里,那时候水稻已经收割完毕,田是干的,张云海扑上去把它给抓住了。中了这样的头彩,张云海当然心里乐开了花。

一天下午,我们干完了活,大部分人都回寝室了,我在休息室看书,杨斌没事坐到上面来玩。他说昨天有人在里面的山沟里玩,捉了一条大蛇,我们也去碰碰运气吧?我说好的。我们一人拿了一根当地老乡捆柴丢弃在煤场上的小山竹。小时候听别人说竹子是蛇的舅舅,蛇最怕竹子了。我们拿着竹子,经过锅炉房往山上走去,穿过水田,走过旱地,再往上就要爬山了,这一路也没有碰到蛇,如果爬山再回来就要晚了,我们看到旁边有很多叫做石蒜的野菜,就拔一些石蒜回去吧。把竹子放在一边,拔起了石蒜。突然杨斌叫起来:“蛇,快打!”只见一条一米来长的银环蛇,从杨斌身边的石缝中钻出来,我们赶紧丢掉手中的石蒜,拿起放在一边的小竹子,对着那蛇劈头盖脸地打过去,因为是在碎石地上,蛇游走不快,一下子就被我们打瘫了。傍晚,我们在杨斌洞下李宿舍的小院子支起了一口锅,烧了一锅蛇汤。他们说烧蛇不能在房间里烧,尤其是老房子,因为蛇汤的鲜味会吸引房顶的虫子爬过来掉下一些不洁的东西。汤烧好了,但蛇肉是紧紧地,缩到骨头里面去了,没什么味道,蛇汤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鲜。

1974年我也带班了,因为资历浅,好说话,调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,会给我带的班安排的生活多一下,我当然不会说什么,但是次数多了,下面的一些人就会有想法,兵团来的人会当面对我说:“调度就是欺负我们的班,你要顶啦。”上海的师兄不太好意思说我,但是也会流露出不满意来。有一天调度给我带的班安排的活多了,章忠发拿只笔,在调度本上划来划去说了句狠话:“这个桃阿乌!”调度的名字叫做吴阿桃,反过来念“桃阿乌”是句骂人的上海话,可见章忠发的智慧真高。

1976年上半年,我离开磷化班,借调去厂子弟学校工宣队,一年多后恢复高考,当时从鹰潭阅卷处传来一个平面几何的考题,虽然只是初中的知识范围,但是题目很活,学校的几位教数学的老师都没有解出来,学校的一位老师还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,也没有解出来。厂里不少人都在解这道数学题。过了几天,这道题解出来了,解出题目的是我们磷化班的六六届高中生师兄张家洪,足见磷化班的人实力不可小觑。

1976年,我离开磷化班以后,没有再回到磷化班。1978年初,我调到宣传科,就正式脱离磷化班了。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没有忘记磷化班的师傅、师兄、师姐、师弟,从兵团一道到磷化班的人,一团的李禄生、熊火根、程海宽都先后调回了南昌市,但三团去的我和章自来、姜玉如、付登禄都留在了人民厂。付登禄没有看到人民厂的尾声,我和章自来、姜玉如一直走到了人民厂的结束。

几十年过去了,虽说是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生活一天天变化,但留在脑海中的依存,仍然是那样的鲜活,那样的美好。愿我的兄弟姐妹,美好依旧,快乐未来。

谢文斌  2014.4.4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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